本周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有一篇文章《在西方眼中？》，探讨旅行文学是否还有市场。旅行文学在战后兴起，英国作家在欧洲逗留短住，见闻集结成书，非常受市场欢迎。曾经有一个时代，市民中有足够多识文断字喜欢通过阅读见识世界的人，但还没有很多人有能力到国外旅行，所以旅行文学作家非常受欢迎。1975年出版的保罗·索鲁的《火车大巴扎》卖了一百五十万本。书评作者Noo Saro-Wiwa说，旅行文学曾经的风光不再，现在人人都负担得起出国旅行，不必假手于旅行作家来看世界。给作家的预付款从曾经的五万英镑缩减到了一万五千镑。
最早写旅行文学的作家，他们都是同一类人：毕业于牛津剑桥或伊顿，不需要工作，在上流社会结交广泛，怪癖和才华一直被他们的圈子所容忍，如乔治·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罗伯特·拜伦的《前往阿姆河之乡》。他们的视角都很一致，来自第一世界优越阶层对异国他乡风土人情的凝视，被凝视的对象不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他们只要存在就好了。有时候如果他们的存在不够理想，旅行作家会加入虚构元素让他们贴合文字情境的美感。也就是说，旅行作家的一个普遍问题是虚构事件，让他们的故事更有吸引力。旅行作家们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写的不是报告而是文学。他们应该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在卷首加入类似的“本书部分为虚构”的警告。旅行作家习惯于书写异地，不容异乡人有话语权。保罗·索鲁的书，读一本还觉新鲜，读三本就就觉得他去哪都一样，耷拉着脸紧锁着眉，从一间旅馆到另一间旅馆，一张船票到另一张船票，记录下同行者庸俗的面目和无聊的话语，介绍起某个隐居小村文学家的生平逸事和亲戚关系倒是很起劲。不排除他真的看到了那么多庸俗奇怪的人，在环地中海的每一个小岛和港口上。但我们普通游客即使没什么文采，出门旅行也不是为了换个地方看大俗人。我们喜欢看的是湖上的天鹅、山中的老松、雨后的彩虹。这些家乡也有，但在外地看的总是不一样。普通人喜欢的是人世间那些令人温暖感慨的事物，片刻能让人记得很久。旅行作家看见自己的家乡被别人书写时，也会感到一种混合了愤怒与骄傲的情感。旅行作家自己的作品被他人分析却不容自己插嘴时，也会感到荒谬。总之，一旦旅行作家落到了被凝视的地位，他们的愤怒与不安和现在那些不愿意被凝视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没什么两样。对旁观者来说，被凝视的人如果能得到同等于凝视者的尊重和话语权，叙述会是什么样的呢？很久以前有部老电影叫《鳄鱼邓迪》，讲一个澳大利亚荒野中无所不能的英雄好汉因为救了一个纽约的美女记者，跟她来到纽约，闹了许多笑话，最后终成眷属。在鳄鱼蟒蛇之间，邓迪活得很快乐。在纽约的高楼大厦里和豪华酒宴上，他浑身局促，手脚都没处放。邓迪是一个蛮荒长大的白人男性，他被镜头凝视，镜头也以尊重的态度表现了他来到大城市灯红酒绿中的委屈和挫败。可以想象，邓迪在纽约永远无法达到大城市对一个成功男人的要求，他不可能再就业成为金牌地产经纪或大律师，使刀本领再高强也不能天天在街上抓贼挣饭吃。鳄鱼邓迪属于他的荒野，所以他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老电影当然安排女记者跟他走，于是皆大欢喜。至于纽约长大的女记者在澳大利亚的荒野如何生活，那就不是老电影的镜头覆盖的了。时髦的纽约女人去到荒野就成为妻子和第二性，没有人会认真听她说的话，所以她得到一个好男人以后故事就结束了。谁在看，谁被看；谁能说话，谁不能说，文学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理所当然继承并加重这些问题。